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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历史解密看作推理小说

发布日期:2021-07-21 20:58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走进书店,来到挂着“外国历史”的书架,映入眼帘者:要么是一国通史,如《日本史》;要么是时代史,如《明治维新史》;要么是人物传记。这也多少显示出人们了解外国历史的顺序,先看一国通史,再看感兴趣的时代,再去了解人物。

  从这个角度说,吴座勇一《古代日本的战争与阴谋》绝不是一本讨巧的书籍。本书涵盖11世纪至17世纪初期的日本重要人物与历史事件,梳理前因后果,对比多家论点,细致翻阅史料,最终得出一个或发笑、或叹息、或啼笑皆非的答案。但这就意味着,这本书的阅读有着一定门槛,如果读者并不了解历史人物与事件,读起来怕是晕头转向。

  但换个角度,把这本书从“外国历史”书架挪去“推理小说”书架,仅仅把外国历史当做故事背景,而把精力放在推理与解释过程,那么本书的趣味性哲理性就会体现出来:无论哪个国家、哪个时代,人和人之间都会互相支持、互相帮助,也会互相算计、互相攻讦,但出于某个特定原因,有些支持与算计不能让太多人知晓,甚至要百般遮掩,需要拿起放大镜,抽丝剥茧寻找证据。

  带兵抄家?不太好,睚眦必报,不利于收买他人,还会被人反攻倒算。暗杀?可以,但明眼人都知道是你干的,还要谨防以后不会有人暗算你。要挟皇帝下诏处死对手?也不错,但你落下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的坏名声,更重要的是,如果对手正是皇帝,这招就没用了。

  1177年夏天便发生这么一桩故事:皇室掌权者后白河法皇聚集几位重臣,在京都东侧的鹿谷山庄密谋推翻权臣平清盛的统治。参与密谋的武士不愿意辅佐昏聩的后白河法皇,于是告密,平清盛立即派兵抓住许多后白河法皇的亲信。这便是日本12世纪著名的历史事件“鹿谷密谋”,故事里,平清盛是受害者,他为了不被阴谋算计,率先扑灭后白河的阴谋,这是日本武士第一次直接对抗皇室的举动,甚至写入日本历史教科书。

  然而,历史上真是这样么?从实际情况来看,平清盛已经扫除所有政敌,权倾朝野,武士大多臣服,后白河空有名分,却无兵权,那又如何对抗平清盛呢?从结果来说,后白河失去得力亲信,政治权力衰微,整件事发展来看,受害者非但不是平清盛,反而是后白河。

  这也是本书的重要理念:“阴谋”往往会被戳破,所谓“阴谋家”往往遭殃,然而阴谋的所谓“受害者”却往往是最终的胜利者。这就让现代史学家不得不推测:历史上或许并没有“鹿谷密谋”,平清盛是打扮成受害者模样的加害者。

  从实际情况看,后白河并不太懂如何搞阴谋。“鹿谷阴谋”两年后,后白河两度下令直接打压平氏成员,削减平氏领地,平清盛立刻派兵夺占京都,软禁后白河。正如吴座勇一指出:“如果后白河能够客观分析局势,就不难预见打压平氏一门肯定会招致平清盛的武力反抗”,换言之,历史上的后白河有点鲁莽,且缺乏权谋。

  熟悉日本史的朋友肯定奇怪:通行史书中,后白河法皇可不是省油的灯,他一开始不停鼓动周围人反对平氏,等到平氏被源氏消灭以后,他又挑动源赖朝、源义经兄弟互相攻击,自己却始终泰山不倒。经历手足相残之后,镰仓幕府初代将军源赖朝给了后白河一个很不客气的评价:“日本第一大天狗”。

  源氏兄弟为什么从亲密无间走向互动刀兵?简言之,后白河要么不了解源氏内部问题,要么是受到源义经的胁迫(历史上的源义经才真不是个省油的灯),并没有什么长期的战略考虑。应该说,后白河确实在源氏内斗中有一席之地,但他并不是主导者;他确实对平清盛不满,但推翻平氏政权与他没什么关系;至于每一次经历政变都能稳坐泰山,按吴座勇一的说法,也只是因为“他占了个至高无上的位子”,而日本从无杀掉天皇的传统。某种意义上说,他只是一个被大历史裹挟的普通人而已。

  但说他是普通人,大多数人都不会买账:毕竟他是天皇,他与平清盛先是亲密后是对立,源赖朝起兵推翻平氏政权是得了他儿子(以仁王)的命令,晚年他又参与到源赖朝、源义经的对抗中,历经多起大事件而不倒,他怎么能是个普通人呢?相比之下,说他是个工于心计的阴谋家,反而更有人相信。于是乎,阴谋家后白河法皇的形象就被“发明”出来,这层迷雾伴随着小说传奇与影视剧一直延续到现代。

  更重要的是,史书编纂者本身也有立场和想法:如果后白河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小白兔,那么武士阶层取代京都贵族掌控国家政权,就显得有点不近人情;相反,如果后白河是一个致力于挑动武士对立的阴谋家,那么再去推翻他就显得顺理成章。换句话说,一个人到底是不是阴谋家,不完全取决于他做过什么,更取决于大众、尤其是他的敌人希望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

  正如吴座勇一本书终章所言,人们追捧阴谋论,无非两个原因,一是理解简单,二是难以证伪。不过,两个原因都源于大众的同一个迷思:但凡历史人物,无论形象是正面还是负面,必定是一群极为特殊的人,是天选之子,常人无法比拟;谁要是成功,那必定是从一开始胸怀大志,算准所有人的动向,一步步走向成功。

  那日本历史上,谁与这种形象最为符合呢?不用说,当然是日本战国的最终胜利者德川家康。他幼年长期作为人质,成年后自立,与织田信长结盟,向丰臣秀吉称臣,最终熬死所有能人,关原决战取胜,创建江户幕府。一生如此隐忍,德川家康不仅成为日本人眼中的“狐狸老爹”(老狐狸),也在中国网民中得了个“老乌龟”的诨名。

  于是,从1598年丰臣秀吉去世开始,到1600年关原之战胜利,两年间德川家康的经历被无数艺术作品神化,一举一动都仿佛洞察人心、预知未来,一手导演东西两军的关原大战但从历史来看,两年间的变数实际上非常多,多到一般人根本无法掌控的地步。

  仅举一例。1600年夏天,德川家康从大坂发兵,征讨远在会津(日本东北部)的上杉景胜,但就在征途中,德川家康的宿敌、一直处于软禁状态的石田三成突然回到大坂,联合反德川的武将共同举兵,宣告关原之战的东(德川)、西(石田)两军初步建立。

  如果不问关原之战的前因后果,也不管德川、石田两人是何种人物形象,那通过常理必然可以得出评价:石田三成抓住空隙打个埋伏,德川家康则是棋差一着。但由于德川家康最终胜利,这段历史也在艺术作品中反转:他早就看穿石田三成的心思,为了引出所有反德川的武将,才故意把主力军队全部调出去攻打会津,这样才能方便双方主力决战。

  当然,没有办法证明这种思路是错的,毕竟谁也不知道德川家康有没有“看穿”石田三成,再加上德川家康的“老乌龟”形象,再加上他最后确实赢了,这么说反而会有更多人相信。只是,后续发展并不能完全符合这一设想。事实上石田三成起兵以后,德川家康的第一反应就是派人向西军求和,吴座勇一提到:“讲和可以说是上上策决战的风险太大,德川家康尽量避免决战”。决战二字听起来非常英雄主义,但当时的德川家康面临着极为险峻的局势,回避风险才是明智举措。有趣的是,这段时间德川家康并没有去任何地方,而是回到老巢江户城呆了大半个月,派遣全部直属军队聚集于各处军事要道,这明显是他内心不安全感的外化表现。

  促使局势发生变化的大事件,便是东军武将攻克西军镇守的要塞岐阜城,彻底撬开西军森严的城堡群。一种说法认为,德川家康运用激将法,把前线东军众将讽刺为胆小鬼,激发武将的斗志,最终攻克岐阜城。但问题在于,武将有无斗志只是攻克岐阜城的必要条件,从军事角度看,岐阜城守城方采取错误战术才是城池陷落的主要原因。换言之,这件事对于德川家康本质上是个偶然事件。如果说他能预见到偶然事件,那只能说明德川家康不是个心思缜密的政治家,而是一个赌徒。而且,即便是赌徒,也是在不利局势中才会孤注一掷。出兵会津之前,德川家康明显处于绝对优势地位,他没有任何理由让自己陷入到巨大风险中,再去赌一把。

  从历史资料来看,德川家康在1598年至1600年的胜利之路非但不是一路平坦,反而是荆棘丛生,他并没有一步步算准人心与局势,而是经历失误与险境后,靠着偶然事件重新获得有利局面。

  但这么解释,德川家康的形象非但不再高大,相反倒有些普通,或许一个中学生都能比他做得好。作为江户幕府的创业明君,整个江户时代当然都要尽力美化他的形象;二战结束以后,文学家也认为他的“狐狸老爹”形象是不错的卖点,自然也更改历史细节来丰富他的形象。只是如此一来,历史上那个失误连连、举棋不定、侥幸取胜的普通人德川家康反而被掩盖起来。

  应该说,只有相信每个历史人物身上都有普通人一面,才能更真切地贴近历史、贴近生活。一个人接受过什么教育,做过什么事,写过什么信,与周围人如何互动这些了解普通人生活的方法,在研究历史人物的身上依然适用。掌握这把钥匙,就能破解大多数历史迷思与阴谋论,起码是不被阴谋论所迷惑。

  作为日本战国时代最受关注的暗杀事件,1582年本能寺之变不止一次搬上荧幕,仅近十年来,就有5部大河剧展现织田信长如何被下属明智光秀刺杀。本能寺之变在日本历史爱好者中的地位可见一斑。

  正因为是暗杀,正因为有人气,所以日本关于本能寺之变的书籍、尤其是探查“幕后黑手”的阴谋论书籍不是一般得多,不仅丰臣秀吉、德川家康这些当世武将,当时有名的贵族、僧侣、茶人、商人通通遭到怀疑。本能寺之变不仅吸引一般大众的关注,也受到学术界的研究,笔者数年前撰写日本战国史,曾参考三重大学教授藤田达生的“足利义昭黑幕说”观点,而本书也针对这一观点展开细致论述与辩驳。

  扫兴的是,吴座勇一虽然用了整章篇幅回顾本能寺之变的各种“黑幕说”,但最终,他的基本观点却是“本能寺之变没有黑幕”,事件原因仅仅是织田信长更改四国岛的统治政策,致使利益相关的下属明智光秀不满,进而酿出反叛事件。

  看完这部分,倍感历史学家无趣。明明读了那么多材料,明明可以开无数脑洞去畅想本能寺之变的背后故事,但最后,他却给了个这么乏味的答案。

  或许历史学家也自觉无趣,但或许,这就是一般大众与历史学者之间的思维差异。一般人看历史,由于休闲时间有限,大多只看起因与结果,随后畅想各种可能性,直接走向结论。但历史学者的过程完全不同:他们受到数年的史学训练,从名著中学习基本历史观,通过一堂又一堂的课程与作业学到历史研究方法,再找到兴趣点,一头扎入浩瀚的一手史料海洋之中,经过导师与同行的不停批评,最终得出的结论。虽然往往无趣,但理论价值很高。

  常说“细节决定成败”,但在历史研究中,如果没有读过浩如烟海的学术文献,没有系统学习历史研究方法,也没有读过某个具体时代的基础史料,那么突然给出一篇讲历史细节的文章,那么大概率是看不懂,如果硬要看懂,也往往因为知识不足而产生误读。

  针对“黑幕说”,本书的批判重点是明智宪三郎《本能寺之变的真相》。明智宪三郎自称明智光秀后人,他认为本能寺之变“其实”是明智光秀与德川家康合谋完成,因为织田信长早就想杀德川家康。至于“想杀”的证据,明智宪三郎确实提出一份史料,即当年明智军一名底层武士在本能寺之变58年后写下的回忆录。这位武士认为,明智军朝着京都方向行进,有可能是“袭击德川家康”。

  且不论一个人58年后的回忆是否可靠,即便这位底层武士当年确实这么想,也无法佐证“织田信长想杀德川家康”是论点。毕竟是等级森严的日本中世纪,军中地位直接决定他不可能了解如此机密事件。如果作者能在官僚体系有一定阅历,恐怕不会把底层员工的传言当作上级正在开展的机密任务。

  这就是为什么著名历史学者的岁数普遍偏大。除去读书与研究经验的多少,更重要的是阅历深浅。无论科技发展到哪一步,人类组织的各类社会现象都是反复出现,按资排辈,论功行赏,人浮于事,令行禁止,这些成语只有亲身体会才能理解到位。

  阴谋论之所以盛行,其实还有一个重要原因,恰如吴座勇一在序言所说:“大部分学院派都将研究阴谋视为低级研究”。

  比如本能寺之变,学术界关注“丰臣秀吉借着织田信长意外过世与讨伐明智光秀的机会崛起”,而对于民间关注的“明智光秀的动机”则毫无兴趣。民间有市场,学术界却不去开发,必然会被阴谋论抢占。正因如此,除去关注日常课题以外,历史学者更应观照现实,将目光广泛投向大众关注的历史事件,利用多年磨炼的学术能力为读者带来权威解释,引导大众了解真实的历史。

  这一点,吴座勇一在日本做得比较成功,前作《应仁之乱》热卖,受到许多历史爱好者的关注,也纠正许多相关的阴谋论观点。本作《古代日本的战争与阴谋》更像是他的崭新尝试,文风揉入更多推理小说风范,想必不那么了解历史的读者也能读得津津有味。www.hot10000.com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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